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早些年我们是运用地层学与类型学来研究年代问题，后来又运用区系类型方法来建构湖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近些年，我们又充分利用科技的手段和成果来探索荆楚文明等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考古和研究是不断发展的，是需要与时俱进的。

在中国考古学中，与历史学相关联的重要性和作用使得考古学一直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这种情况无疑对这些阐释产生了影响。将考古学组合和族群相对应，至少一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末始终主导着中国考古学的实践。在对青铜时代晚期考古材料的阐释中，由于史料可以被用作参照依据，这种对应仍然十分常见。

在每一个方向的考古研究中，我都遵循着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首先是建立时空框架，研究遗存随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然后是重建当时社会，通过遗存的位置、组合等信息从功能、结构的角度认识古代文化，达到透物见人的目的。

“学问无国界”。两国的考古界都应该抱着这样的理想去切磋、交流与合作。我曾在中国求得一幅字：“枯鱼过河泣”，这里的枯鱼是指与中国断绝的日本，而河则指的是文化上的祖国之河——黄河。亚洲各地的古文化研究离不开与祖地中国的比较研究，这一直是我的一个研究信念。

作为一个诞生不足百年、相对年轻的学科，中国考古学70 年来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学科建设经验，为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增强文化自信和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发挥了考古学独特的作用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