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北京人都不知道，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源头在哪里？寻根溯源，这事要从三千多年前的商末周初谈起。

资料图 图文无关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此文说，周武王在剿灭了商朝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走下自己的战车，就忙不迭地褒封黄帝后人于蓟。这是一件和中华始祖黄帝息息相关的事，也是一件与今日北京城息息相关的事，发生在商末周初的周武王之时，距今已有三千余载。

这件事广泛见载于《礼记·乐记》《韩诗外传》《史记·乐书》以及许慎《说文》等先秦两汉典籍。那么，此事怎么会和今日北京城息息相关呢？

从蓟城到北京城

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周武王所封黄帝后人的“蓟”，就在汉代广阳国的蓟城，即今之北京。郦道元还特别强调：“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即蓟城之名始于“城内西北隅”的蓟丘。《水经注》是一部经典的传世之作，引据浩繁且论断公允，加之郦氏乃范阳涿州人氏（今河北涿州），对近在咫尺的蓟城十分了解，他的上述结论显然持之有故。

在此基础上，著名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经过反复考核和实地踏勘，最终确定汉代广阳国蓟城就在今北京城区，具体方位即“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白云观既然在古蓟城的西北隅，那么以此为原点，古蓟城自当在白云观的东南方位，其范围就在今北京市西城区的南半部。

1965年，在北京西郊八宝山发现了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幽州刺史王浚之妻华芳墓，墓中出土了《华芳墓志铭》，言该墓“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这是北京地区历代墓志铭中关于蓟城方位的最早记载，提供了该墓葬和燕国蓟城的相对位置。按照墓中所出晋代骨尺，每尺约合24.2厘米，晋代每里为1800尺，晋的二十里约等于今天的8712米。而由墓地向东8.7公里许，恰好直抵白云观西的会城门，与侯仁之教授对蓟城位置的推断若合符节。

在先秦蓟城故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有秦汉的广阳城、三国的燕郡郡治、晋至隋的幽州治所、唐的幽州城、辽的南京城、金的中都城、元的大都城和明清两朝的京城，直至今天的北京城。数千年来，历代建筑层层叠叠，早已把先秦蓟城深深掩埋在地下，无法窥其原貌。所幸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栉风沐雨，坚持不懈，不断在地面和地下寻找着它的踪迹，终于发现了一些被黄沙掩埋的印记。

小陶片里有大文章

早在1957年，人们就在考古调查中发现了一处位于广安门南的先秦遗址，出土了先秦时期的陶器及饕餮纹半瓦当。此遗址地处广安门桥南约700米，位于辽南京城和金中都城的中心位置，叠压在附近居民取土时挖出的一个深约2米的土坑之下。通过现场清理，可知这个埋在深处的文化堆积厚达1米以上，而且仍未见底。这个堆积包含了丰富的先秦遗物，有粗绳纹陶片、碎绳纹砖、陶鬲腿、陶豆和饕餮纹半瓦当等。经过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鉴定，这些遗物统属先秦时期，其中年代最早的甚至可以早到西周时期。

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的是，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界神一般的存在，他的最神之处不在于学科理论上如何高屋建瓴，也不在于其作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首位掌门人曾培养出多少考古大咖，最神的是，他对中国陶器文化的认知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曾有笑话说，他的大弟子故意把不同灰坑的陶片混在一起，放到他面前谎称说这都出自同一个考古单元。没用多大工夫，稳坐在小马扎上的苏先生就不声不响地把这些不同灰坑、不同时代的陶片清清楚楚地区分开。

这次清理还发现了饕餮纹半瓦当，而这是先秦时期高等级建筑的构件，是列国宫殿建筑的标志性遗物。综合这些发现，现场的考古工作者说：“我们推想瓦当和古陶的出土地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古代遗址——‘燕上都'和它的前身所在地。”即以其为先秦蓟城的所在。无独有偶，1972年，在和平门外又发现了饕餮纹半瓦当，同时出土了战国时期的燕明刀货币和细绳纹陶片，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

古井密处即市井

上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在宣武门、和平门、白云观、琉璃厂、新华街、象来街、北线阁、广内大街、校场口、牛街、陶然亭、姚家井、白纸坊乃至西单大木仓等地，发现了成片的古陶井，数量多达数百口。其中尤以白云观以西至宣武门豁口一带最为集中，仅一次探查就发现了130口，最密处在6平方米内就有4口。这些古陶井的制作相当考究，是用陶井圈一节一节迭砌而成的，井底还残留着汲水用的水罐。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出土物的类型学分析，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水井的年代统属“东周到西汉初期”。这也证实了古蓟城的所在，从先秦时期的蓟城到西汉时期的蓟城，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