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谦（1937—），男，河南郑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等。20世纪60年代初即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安阳殷墟、北京昌平雪山和房山琉璃河、江西清江吴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夏商周时期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1995年出任“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工程考古领域的总负责人；2000年出任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人之一。所提出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文明形成的十项判断标准和文明进程的三个阶段等学术观点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代表性著作有《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感悟考古》等。2017年是李先生八十华诞，本刊特委托本刊编委林留根研究员就考古人生、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以及江南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等专题对李先生作了采访。

林留根（以下简称林）：李先生，您好！2017年是您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周年，又适逢您八十华诞，我受《东南文化》杂志委托向您表示祝贺！自从您惠赠我《感悟考古》这本书后，我就一直带在身边，随时翻阅。我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内容很丰富，思想很深刻，既有对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总结、回顾与展望，又有对当今世界范围内考古学最前沿问题的探究和阐释，是一个考古学家的思想结晶。特别是书的《导言》，是您多年来对考古学深刻的感悟，所提出的诸多考古学理论方面的问题，正是考古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的。所以，我首先想请教您的是，您作为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主持过这么多重要的发掘与研究，取得了如此多的科研成果，您是如何从一位考古工作者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又如何从一名考古学家成为考古学理论殿堂中的思想家的？

李伯谦（以下简称李）：后面这个是溢美之词了（笑）。如果说我在考古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它们首先是和我走入考古行业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密切相关的。我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当时在历史系，第一年是不分专业的。第二学期期末，各个专业老师开始动员大家报名选专业，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三个专业。考古教研室来的是吕遵谔先生，他当时是教研室的学术秘书，现在是我国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他当时说得特别好：“学考古可以游山玩水，到一些名山大川去，还可以学习照相，我们有这个课。”我当时对考古还没太多认识，一激动就报了考古专业。1958年上了一学期课，学习了旧石器时代考古等，到暑假时，学校动员我们过共产主义暑假，不放假，吕先生就带着我们去周口店发掘。当时我们的学习热情很高，发掘出不少东西，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认识了很多动物化石，有鬣狗、肿骨鹿等。发掘过程中，郭沫若、贾兰坡、裴文中、杨钟健等专家都去参观过。当时学校还组织我们去访问老技工、查资料，编写《中国旧石器考古小史》。实习后我就算正式进入了考古圈，但那段时期对考古还只是一种感性的认识，对考古的真正认识还不是很清楚。

1959年我们迎来了正规的田野考古实习，地点在陕西华县的元君庙和南台地遗址。当时是李仰松老师带队，辅导老师还有白溶基先生。实习从3月开始到8月结束，整整一个学期，包括调查、发掘、参观。当时我被分在了元君庙遗址，这是一处仰韶文化早期的墓地，有很多合葬墓。后来为了锻炼发掘地层，我又去了泉护南台地遗址，这个遗址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通过发掘，我对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实习结束后有半个月的参观，我们去西安参观了很多博物馆，还参观了宝鸡斗鸡台遗址等。这次实习后，我开始了解了考古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已经学过了林耀华先生的《原始社会史》、李仰松先生的《民族志》等课程，这些对我们探讨合葬墓的性质很有帮助，大家争论很激烈。联系到夏鼐先生给我们讲的《考古学通论》，我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先生讲到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区别——历史学是靠文献记载来研究历史，考古学是靠调查发掘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所以他说，“考古和文献史学是车之两轮”。意思是历史学像车子，一个轮子是考古学，一个轮子是狭义的史学，只有两个轮子都跑起来，历史才能研究得好。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考古是研究历史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