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以栾丰实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工作以及众多测年成果,海岱地区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除后李文化外,对其余各文化的地方类型已有较为明确的认识,是我们认识海岱地区考古遗存的基本框架。但海岱地区年代学研究也存在着测年样品以木炭为主、采样方法不规范、缺乏更多系列采样与测年等问题。在新发表的《海岱地区史前遗址14C测年数据的贝叶斯分析——审视考古年代学（A Bayesian analysis of radiocarbon dates from prehistoric sites in the Haidai Region, East China, for evaluation ofthe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①（以下简称《海岱》）一文中,研究者对后李、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已发表的317个14C测年数据（其中275个合格并被采用）进行贝叶斯年代建模,所得结果与现有年表出入较大,进而挑战了我们所熟知的考古学文化单线型发展模式。这一研究再次显示了贝叶斯方法在年代数据处理中的重要作用,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演变模式,并重视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但由于对本地区考古材料的不熟悉以及已发表数据的局限性,《海岱》一文在后李文化的年代上限和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之间先后顺序等问题上的假设,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此,本文拟从地层学、类型学的角度,对《海岱》中以上两个问题的观点进行分析,并简要阐释我们对此的认识及所受启发。